2022-08-18 16:49 作者 :小品 围观 : 次
全书名：《刚性泡沫：中国经济为何进退两难》
作者名：朱宁
出版方：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60356
前言朱宁教授，是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曾担任美国加州大学终身金融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朱宁教授的讲课生动、幽默、才华出众。朱宁教授也曾经运用其金融研究的特长，为众多国际组织、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和一流金融机构提供广泛的咨询和培训。
当前中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着「隐性担保」的现象。在书中，朱宁教授从政府担保的角度，对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中取得的重大成绩进行回顾，对目前增长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加以梳理，并对中国今后长期、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探讨并提出建议。
朱宁教授曾经师从于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席勒教授。罗伯特·席勒教授不仅获得了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他在他的《非理性繁荣》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他当时如何预言2000年美国科技泡沫和2006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观察。
席勒教授对本书也有精彩点评，他认为《刚性泡沫》这本书点到了中国经济的敏感之处，会引发全世界的兴趣。
一、「隐性担保」是什么先来讲讲影子银行和隐性担保。我们通过一个濒临违约险境的事件，来理解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里广泛存在的「隐性担保」。
2014年1月，市场普遍意识到，由中融信托发行的一款信托产品面临违约的风险。这款产品在发行之初是为了支持山西一家一度非常成功的煤矿企业——山西振富能源公司。
在之前的两年中，山西振富能源公司曾经通过中融信托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分三次发行了总计30亿元人民币的信托产品。资金的主要用途，是在逐渐上涨的煤炭价格的牛市中，进一步扩大公司在煤炭领域的产能。
在能源价格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逐步攀升的大环境下，山西振富能源公司的经营情况一度非常良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还曾一掷千金地为自己的女儿操办了极其奢华的婚礼，此事引起过媒体的广泛关注。
但是，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和全球能源价格的下跌，该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有趣的是，在该产品即将面临违约风险的时候，中融信托公司却宣称，自己在整个产品的发行和销售过程中，只是担任销售渠道的角色，而中国工商银行山西分行才是这个产品的真正设计者和担保人。而与此同时，工商银行山西分行宣称他们不会对这款产品的本金和利息支付承担任何责任。
这一件事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但因为这是中国信托产品史上第一例频临违约险境的事件，而且大家更想知道，在当时中国整个信托行业处于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
有趣的是，和西方的债务违约事件立刻吸引广大投资者关注的情况不同，这一违约事件在中国投资者心中却并没有激起太多的涟漪——中国的投资者看上去比海外的投资者要镇静得多。
果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融信托和中国工商银行最终达成协议，联合山西省政府一起来解决这一信托产品所面临的困境。也就是说，隐性担保起了作用，最后通过刚性兑付至少让所有的投资人拿回了本金。
在这之后的一两年当中，「中融信托事件」逐渐成为信托行业一个普遍的现象，然而这一事件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个信托行业第一次出现产品违约的情况。而中融信托和工商银行如何解决这一次债务违约，影响着中国影子银行今后的发展和稳定。
什么叫影子银行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影子银行是由各种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门类众多的金融产品所构成的。
具体来说，中国的影子银行包括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和一些理财产品，证券公司的专户资产管理产品和理财产品，保险公司的投资账户，以及各种各样资产管理公司如产业基金、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等。中国的影子银行还包括企业年金、小贷公司、非银行金融租赁公司、专业保理公司、金融控股公司、典当担保企业、第三方支付公司以及其他不受监管的民间贷款。
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在过去一段时间发展迅猛，以至于上面这个还算完整的名单都显得有些落伍了。最近，在这个家族又扩充了抵押品融资、信用担保、金属融资和大起大落的互联网金融。
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可能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有研究表明，从某些标准来看，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甚至超过了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影子银行的规模。
和西方的影子银行不同，中国的影子银行并非是为了和传统银行业进行竞争，而很大程度上是由传统银行业催生，为传统商业银行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之所以如此之大，是因为中国的传统银行规模非常大，所以中国的影子银行其实就是传统银行创造出来的自己的影子罢了。
那么，影子银行和隐性担保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中国影子银行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政府对影子银行业所提供的隐性担保。
虽然很多影子银行是以银行的表外业务的形式存在的，但无论是投资者还是融资者都认为，这种业务背后对应的银行信用支撑和普通的银行存款以及贷款背后对应的银行信用支撑，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再以中融信托的这款产品为例，中融信托和工商银行通过承诺9.5~11.5的年化收益率向其高端客户发售和能源企业有关的信托产品。很多投资者在获得比银行存款高2~3倍的投资收益的同时，其实在认购产品的过程中，通过产品的说明书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产品背后所隐含的风险。
但是，聪明的投资者们同时意识到，一旦这类产品真的出现违约，只要他们对这种违约行为进行投诉和抗议，那么信托公司和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出于监管的约束和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一定会尽其所能地用自己的资金来保证客户的资金安全和投资回报。这其实就是刚性兑付。
面对信托产品可能出现违约，中国投资者的镇静并不是因为他们信奉儒家或道家的精神而显得神闲气定，或是具有国际投资者所不具备的风险承受能力。
恰恰相反，这只是中国投资者对于中国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在债务违约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拥有更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中国投资者面对违约事件时，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沉着和冷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里广泛存在着「隐性担保」。也就是说，会有人为违约而埋单，所以投资者大可不必担心自己的投资和资金安全。
二、「买房不亏钱」能否继续2014年中国的房地产调控，使全国爆发了多起开发商售楼处或者办公室被破坏的案件，而实施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在这些楼盘购买了房屋的购房者。
这些购房者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砸售楼办公室，甚至把销售人员挟持为人质，完全视法律为无物。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破坏售楼处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商在降价促销的过程中，把他们之前买的房屋的价格下降了15~30，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浮亏，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比如，杭州的一个楼盘在2014年年初的售价是18000元/平左右，几个月后，因为市场低迷，开发商将房屋的售价下调到15000元/平，直接导致了在2014年年初购房的人的损失高达16.7。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讲，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很多购房者在抗议过程中表示，他们在买房的时候，开发商曾经明确地表示今后不会再有其他促销活动和降价了。甚至有的购房者认为，开发商这种售楼之后降价的行为，简直和提供虚假信息、欺诈没有什么不同。
有些示威者向记者愤怒地表示，假如你今天刚买了一个新的电视，明天商家就降价15，你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其实这种心理在《错误的行为》这本书中讲到过，叫做「损失厌恶」。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14年转为疲软，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类似的抗议甚至破坏事件。虽然不是每一次抗议活动都发展到如此暴力的局面，但这些事件确实反映出购房者对于开发商售楼之后降价的强烈不满。而这也并不是中国购房者在历史上第一次对开发商降价表示抗议，而且可能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类似的情况，在2008年和2011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的时候，都重复上演过。
为了加快销售，保证资金流的稳定和安全，很多房地产开发商都选择在房地产调控的时候采取积极的降价手段来吸引购房者。对于那些待价而沽、即将购买房产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抄底的好机会。但是对于那些刚刚在降价之前买房的家庭来讲，他们的投资在他们入住之前，就已经开始蒙受明显的损失了。
而在过去10年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大趋势一直是上升的。几乎所有因房价上涨而获利的家庭和购房者，没有一个愿意把自己因房价上涨而获得的投资收益，拿出来和房地产开发商分享。因此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对此表示非常无奈，感觉也很无辜，并且不愿理会购房者的要求。
开发商承认，虽然当销售不得力的时候，是会在销售活动中提供一些保证回购，或者保证待租的条款。但是随着房价走势的不确定性加大，目前房地产开发商提出的这种回购协议也很难吸引购房者了。
因此房地产开发商慢慢不再出台这样的条款，销售人员在和购房者沟通今后的房产价格走势时，也明确指出房价可能会随当时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事实。
从某种程度上讲，房地产市场里的投资者和全球其他领域的投资者一样，其实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进行的投资背后所蕴含的风险，对自己的投资前景持有天真、过分乐观的预期。
但是，和国际投资市场不同的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对购房者这种讨说法和要求赔偿损失的行为是有所回应的。在购房者的集体抗议和要求下，地方政府往往会介入购房者和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争执。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都会通过建议开发商为购房者提供一定方式和程度的补偿，例如免物业费、提供免费车位等来息事宁人。毕竟，任何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都不希望在自己的辖区内，出现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和苗头，这既对社会和谐没有好处，也会给今后的升迁带来麻烦。
由于房地产开发商在土地招标和项目审批的时候必须要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因此，很多时候房地产开发商也会屈从于地方政府的指令和压力，为抗议示威的购房者提供一定的好处，以使抗议者停止闹事。但是，开发商的这种「慷慨」行为往往并不能得到购房者的任何感激。
很多购房者认为，开发商在过去20年史无前例的房地产牛市中，已经赚得盆满钵满，让他们拿出来一点点利润来照顾一下广大老百姓的感受，简直天经地义。
从宏观层面来讲，这种抗议行为很可能会令市场预期产生不健康的扭曲。购房者，也就是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者，将会越来越强烈地相信，只要通过抗议和示威就可以保证自己的投资不至于亏损。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维权行为等于把消费者自身的购房风险转移到了房地产开发商和政府身上。购房者因此可以不负责任、肆无忌惮地购买房产，进行投资，而不必为这种投资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损失负责。
恰恰正是这种由政府和开发商所提供的刚性兑付，以及过去20年中国极度宽松的货币供应，同时又缺乏其他投资渠道的金融压制，直接导致了中国房价在过去20年里的高速上涨，造成了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的泡沫的风险。
在中国的投资圈里曾经流行这么一个笑话：一些商业伙伴在一起吃饭，讨论今后中国最好的投资项目在哪些领域。席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房产价格比美国还高，租金又太低，因此导致中国的房地产是一个最没有投资价值的领域。
但是，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后，这群人又相互问对方这样一个问题，在过去10年中，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房地产投资而亏损的？结果大家发现，在过去十几年里，房地产确实是一个只赚不赔的投资领域。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如此火热，以至于几乎所有2008年以前在中国购买房地产的投资者，都享受了至少1倍以上的投资收益。因此，大家在「深思熟虑」之后，都一致认为，房地产虽然是一种非常没有吸引力的投资对象，但仍然是今后十几年里中国最好的投资领域。
这也是不是一个「投资悖论」呢？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从来没有出现过调整或者中国的房价从来没有下跌过。
恰恰相反，2000年时，因为当时房地产市场的疲软和低迷，政府为了鼓励购房，上海还出台过购房返税的现象。当时买了一套房，分好多年将所得税返还奖励的措施。事实上，在2000年6000元可以买上海黄浦江的江景房，在最低点的时候曾经跌到过3000元，但是这十多年大家都已经忘记掉了。
事实上从2000年以来，像SARS事件、2005年的禽流感事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14年的宏观调控，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都有过明显的调整和下降。
2018年中央提出「住房不炒」将是国家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的根本目标，并着力解决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广泛存在的「隐性担保」问题，这或许意味着这一次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可能会持续更长的周期。
三、做空机制的缺乏与房地产市场类似的还有中国的A股股票市场。中国的A股股票市场里有超过1亿中国股民。在经历2014~2015年的牛市之后，中国股市从规模、交易量，还是上市公司新股的发行规模，都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之一。
然而很不幸说，中国的A股市场同样也存在根深蒂固、影响深远的隐性担保。这一切要先从做空机制说起。
美国浑水公司的卡尔森·布洛克在2011年揭发了一个骗局，他指出在多伦多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嘉汉林业公司是一个涉案数十亿美元的庞氏骗局，并且在这个庞氏骗局背后，还有大量的财富盗取行为，卡尔森·布洛克因此名声鹊起。
在报道发布后，嘉汉林业的股价在几个月之中下跌超过80，就连国际知名的投资者约翰·保尔森都在该公司损失了数亿美元。一时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很多中国企业都遭到了美国独立研究公司和基金经理的大规模卖空，导致很多受到关注的中国概念股票股价腰斩，甚至不得不退市。
在这之后的一两年时间里，浑水公司和其他几家类似的公司，通过揭发中国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财务内幕交易和基本面薄弱等状况，大规模做空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股票。由于很多中国公司难以驳斥浑水的证据，一时间股价出现大规模下跌，还有一些公司更是受到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的调查和起诉。
有评论员指出，浑水公司所提供的一些证据并非完全可靠。例如浑水公司指责中国教育服务提供商新东方财务造假，但这种指责不但没有能够对该公司的股价产生负面的冲击，新东方的股价反而在浑水公司发布做空新东方报告的一年之后大幅上涨，涨幅达60。
这种针对中国概念股的卖空行为，在中国国内激起了大规模的讨论。一些财经评论员说，浑水公司利用这种肮脏的做空交易，是对中国展开进攻，是美国政府针对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又一种经济恐怖主义行为。
也有一些人认为，卖空机制导致了像浑水公司这样的企业有机可乘，因此在中国不应该推动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业务的发展。
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中国投资者对于做空机制并不是很熟悉。要知道，中国A股市场在2010年之前是没有任何做空机制的，即使是在做空机制推出之后，A股市场的做空交易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也只占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在西方发达资本市场，做空交易的比例也不超过整个市场的10。
虽然做空交易已经存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但在中国，仍然有不少观察者认为，针对中国概念股和中国公司的做空是一种阴谋。很多中国A股市场的投资者都普遍认为市场上涨是一件好事，而下跌无疑是一种坏事。甚至很多证券监管机构的官员们也认为自己有责任持续保证A股上涨。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证监会和包括美国证监会在内的很多其他国家的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使命不尽相同。以美国证监会为例，其主要目的在于保证资本市场的秩序、公平和稳定。而除了这一全球各国证券监管部门的普遍职能之外，中国证监会还有一个重大的使命，那就是要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使命的驱使下，很多中国投资者不相信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国证监会会容忍市场出现大规模下跌。因为股票下跌可能会造成投资者的损失，这就可能危害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由于中国政府对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重视，所以很多投资者认为，中国政府一定会保证股市上涨，而不会容忍股市下跌。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2005~2008年和2014~2015年，中国A股市场出现泡沫和崩盘的时候，有那么多对投资完全没有了解的投资者，急切地涌进A股市场。
随着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A股市场在2005~2007年的牛市之后，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在此后的数年，中国的沪深300指数从最高点的6100点左右，一路下跌到不到2000点。在这一路下跌过程中，很多中国投资者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对于监管机构的强烈不满。
2008年的那次投资者抗议并非只是一场，每当中国A股市场出现大跌的时候，几乎就会在各种场合看到投资人因自己股市投资的失败，而表达出对监管机构的强烈不满。
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者一样，中国A股市场的投资者在市场上涨、获取投资收益时，不会对监管机构表达什么。所有的投资者都因为短期发了大财欢欣鼓舞，并相信这一趋势会持续下去。遗憾的是，投资者们却总是不能认识到，在市场暴涨的背后，可能存在市场暴跌的风险和损失。
中国A股市场的特殊情况在于，中国证监会从政策面上确实负有保持资本市场稳定和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责任。从这一意义上讲，很多中国投资者认为，保证稳定就是保持上涨。
国际上的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指责只有一条，那就是保证市场上的信息披露公正、公平、公开。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都同样受到证券法的保护。任何额外保护投资者的意愿或做法，都有可能扭曲整个资本市场对于风险的评判和定价。
糟糕的是，中国的投资人只要感觉到政府没有意愿救市，监管机构不能够为市场提供隐性担保，他们就会有恃无恐地进行大量不负责任的高风险投资，而完全不必要考虑其后果。
因此有些人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就成了中国投资者发挥赌性的唯一，也是最好的一个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A股市场一直都处在一种高波动、低回报的尴尬局面。
然而实际上，恰恰由于监管机构对A股提供的这种隐性担保，才使得中国的广大散户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蒙受了大量损失，进而对股市丧失了信心。在中国股市获得了正的投资收益的投资者不到10，这意味着90蒙受损失的投资者，还不如把他们的钱拿去银行存起来或者投到货币市场基金中去。
因此，监管机构保护投资者的良好初衷和用心，反而令投资者认为投资是一项不需要学习、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动。
四、产能过剩及对策如果企业的高负债无法通过破产实现退出，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产能过剩。
根据国家统计局不完全的官方统计，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只有72、73.7、71.9、73.1和75，也就是说，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率已经达到了25。
如此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很多习惯了过去十几年迅速资产增值和市场扩张的中国企业，仍然在大规模的举债和高速扩张。企业家们仍相信，只要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就能够获得政府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还能够在和国有银行或金融机构讨价还价的时候，获得更大的竞价能力。
值得庆幸的是，2017年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要进行供给侧改革，具体就是「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和降成本」。
真正的改革无疑是痛苦的，2017年至今，已经出现多家大型民营企业的债券违约事件，未来会怎么样？如何才能从根上改变「隐性担保」的机制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朱宁教授所给出的8个具体的建议。
4.1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由于金融行业决定了整个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两个生产要素——时间和风险的价格，因此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就显得非常重要。
如果之前被政府所担保的风险能逐渐显现和被披露，那么资本市场就可以对这些风险给予公正和透明的估值。一旦这些风险从隐性变成显性，中国众多投资领域的投资者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盲目投资，而冒自己承担不了的风险。
如果市场真的能够在资源配置上扮演决定性的角色的话，那么在房地产、影子银行和股市当中的一些投机热情就会逐渐减退，这些领域的泡沫也会实现软着陆。
在这一环境下，中国的企业和家庭将会选择更加理智的、健康的、多元化的投资，在不同领域、资产类别、币种和时间上进行更加多元化的投资。
而投资者梳理了或调整到了正确的风险偏好，就会为自己的投资设立更加现实、安全、可持续的投资目标。
这将会帮助中国政府和居民将跟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眼下最值得关注的改革、转型、创新、民生等重要领域当中，也会降低他们在各自领域里的投机行为，从而化解目前困扰中国经济的资产泡沫、地方债和产能过剩等问题。
4.2调整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隐性担保的改变需要中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调整才能实现。
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会出现经济发展的奇迹，一定程度上就是通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来实现的。因此，中国未来的持续和发展也必须进一步地让市场来扮演更多、更有决定性的角色。
虽然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凯恩斯所提倡的政府积极主动的干预，在解决系统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时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绝不能让政府，成为老百姓和投资人心目中的接盘侠。只要他们的投资遇到风险，他们相信政府最终会出来接盘。
4.3法治建设除了市场力量的缺失之外，另一个导致政府隐性担保的主要原因，就是法治建设的不健全。
设想，如果市场参与者都拥有契约精神，真正做到所谓的「买者自负，卖者有责」，那么很多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问题根本不会发生和出现。
也恰恰是由于我国的法制建设仍然不够健全，甚至有时候虽然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以及金融产品完全有完备的产品说明和风险揭示，但是投资人依然却不顾白字黑字的事实，而只是摘取销售过程中的片言只语，形成一种只要闹事最后政府或者是大的金融机构就会出来接盘的恶性循环。
最后使得投资人逐渐意识到，在面临投资损失的时候，需要对自己的投资行为和投资损失担起应有的责任。
4.4媒体监督为了让市场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法制建设和舆论监督必须同时得到加强。随着媒体监管的增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界限也将变得愈加清晰，政府官员的行为将得到有效的约束和监督，市场将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资产配置的作用。
4.5退出制度和政策的担保虽然环保、居民满足感、社会安全、收入分配、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这样的经济增长的质量，比经济增长的速度更抽象、更加难以衡量，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也随之唯GDP增长考评体系的局限性愈加明显，这些多元化的发展目标也应该逐步纳入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评的体系之中。
打个比方，企业界目前对公司高管的考评体系越来越多地纳入了企业的长期股票表现，那么地方政府的考评体系是否也可以效仿，即对官员的考评也应该更多地关注该地的长期发展而不是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
4.6退出资本担保政府担保在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货币供应增长之后，中国政府已经改变了过去通过大水漫灌的方式向整个经济体投放巨量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
随着利率的市场化、资本项下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自由贸易区等多项重要金融改革的逐步推进，中国政府将更加有智慧的，有更多的政策选择，而不再是一味依赖于高速的货币供应增长来推动经济发展。
4.7退出投资保障央行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也就是资管新规。资管新规在打破刚兑上做出了明确要求，资产管理业务是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在出现兑付困难时，金融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垫资兑付。
而任何机构和个人，发现金融机构出现刚性兑付的，可以向金融管理部门举报，并会获得适当的奖励。由此可见，央行和监管层对于刚性兑付的惩戒决心。
4.8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违约和破产归根到底，能否让投资者相信政府和监管层在今后不会再为地方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违约买单，是中国政府退出隐性担保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挑战。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如果没有几个中国企业、金融机构或者地方政府真正尝试一下的话，恐怕市场上的投资者永远也不会相信政府会袖手旁观。
只有在违约和破产中真正遭受损失之后，投资人才会清醒地意识到，原来风险是如此真切和痛苦的存在着。
有一位老司机，今年已经60岁马上就要退休抱孙子，结果他在去年的下半年，将他自己所有的积蓄加上他自己90岁老丈母娘的积蓄一共120万元，全部投了浙江一家P2P的公司。
当人问起他的时候，你怎么会做这种如此不靠谱的事情，他当时就说，人家给的利息高，而且每个月都会把分红发出来，结果现在连本带息全然痛失，让这位老师傅真切地意识到了投资的风险如此巨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的一句名言可能是对的，「死亡是生命最伟大的发明」。
破产和违约很可能是唯一可以打破隐性担保问题、推动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意外之选。
后记无论是信托产品、房地产市场、中国的A股市场，还是中国的产能过剩，都有一点共通之处，那就是它们在过去10多年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国际质疑，但是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新生并且创出新高。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在这些投资背后的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
在中国政府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支持下，投资者都暂时忘却了他们对风险的厌恶，而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不仅有风险，甚至风险很高的资产中去。这种强大的信心和对风险的忽略，导致大量的中国企业和家庭承担了远远超过他们愿意或者能够承担的风险。
而正是因为中国的家庭和企业的支持，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这些产品中去，才推动了中国的银行业、影子银行、房地产行业、A股市场的发展壮大，甚至有时达到了非理性繁荣的地步，这也就是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席勒教授在他的那本著名的《非理性繁荣》中所描述的。
一旦政府不能够在像过去几十年那样提供大量的推动经济增长的隐形担保和刚性兑付，很难想象我们的经济还能像过去二三十年那样保持高速增长。
而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政府提供隐性担保的刚性兑付的能力也会随之下滑，从而减弱了政府推动下一轮经济增长的能力和实力，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恶性循环，影响中国经济在今后中长期的改革和发展。
因此，对于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在过去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模式下，也许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中国去杠杆和产业升级的力度加大。要在未来实现中国经济稳定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我们必须要对中国体系中的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做出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