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逻辑》读后感及读书笔记

全书名：《金融的逻辑》

作者名：[美]陈志武

出版方：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ISBN：9787801739117

陈志武是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的终身教授，也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特聘教授。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陈志武排名第202位。

他这本《金融的逻辑》探讨金融发展和一般市场发展对文化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他创造性地从金融作为「大社会」中一分子的角度研究金融，对儒家文化进行金融学反思，直言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而发展金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个也为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在经济上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提供了从理论上阐述的角度。

什么是金融呢？按照陈志武的定义，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到价值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

那么和金融最相关的是就是货币。货币就是为了把今天的价值储存起来，等明天、后天或者未来任何时候，再把储存其中的价值用来购买别的东西。但货币同时也是跨地理位置的价值交换，在过去走村串巷的这些货郎，他们把东西买了带上钱，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可以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

像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山西「票号」，主要提供异地价值交换，让本来需要跨地区运物、运银子才能完成的贸易，山西票号主要出具的「一张纸」即汇票就可以了。

其好处是大大降低异地货物贸易的交易成本，让物资生产公司、商品企业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特长商品上，把异地支付的挑战留给票号经营商，体现各自的专业分工。在交易成本如此降低之后，跨地区贸易市场不快速发展也难。

像移动支付，使得我们今天基本上可以不带钱包，就是一个手机在中国大街小巷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

而相比之下，借贷交易是最纯粹的跨时间价值交换，你今天从银行或者从另外一个人比如张三手里借到一万元先用，所谓的「透支未来」，明年或者3、5年后，你再把本钱加利息还给银行或还给张三。对借贷人来说，他今天把钱借出去，只能3、5年后得到这笔钱回来，他才可以使用。

到了现代社会，金融交易已经超出了上面这几种简单的人际交换安排，变得更为复杂。

比如说大家所熟悉的股票市场，表面上看它也是一个跨时间的价值配置，你今天买了阿里的股票，你就是把你今天货币的价值委托给了阿里，今后再得到投资回报；而阿里则先用了你投资股票的钱，未来你就获得相应的回报。你跟阿里之间就这样进行价值的跨时间互换。

但是，这种跨时间的价值互换又跟未来的事件连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阿里未来赚钱了，它可能得到分红，但是，如果未来不赚钱，你就可能亏钱。所以，股票这种金融交易也是涉及到既跨时间、又跨空间的价值交换。这里所谓的「空间」指的是未来不同的赢利或亏损状态，未来不同的境况。

当然，对金融的这种一般性定义可能过于抽象。实际上，在这些一般性定义和具体金融品种之上，人类社会已经推演、发展出了规模庞大的各类金融市场，包括建立在一般金融证券之上的各类衍生金融市场，所有的这些以及现在还没有但未来要创新发展的金融交易品种，不外乎是为类似于上述简单金融交易服务的。

就是价值存储的手段、支付交换的手段，以及跨时间跨空间价值的互换。

关于金融是什么，陈志武第二个核心观点是效用决定价值，而并非是劳动成本。

陈志武希望纠正大家对于金融的一个误解，这个误解也曾误导了他很多年。按照我们从中学、大学学到的劳动价值论来理解，一件物品有它的固有价值，即它生产所要花的时间乘以社会单位劳动时间的成本。也就是说，只有劳动创造价值，交易并不会创造价值。

但是，在耶鲁的课堂上，陈志武学到，任何东西或证券不存在什么「固有价值」，只存在相对价值。也就是，只有相对于人的效用而言，才有价值这回事。这种物品或证券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否让个人的效用提高，包括消费效用、财富效用、主观幸福或满足感。

这等于说，即使要花百亿元投资，通过十万劳动力一年的时间才能建好的漂亮形象大楼，如果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要用它，那么，那栋楼也会一文不值；花费再多的机器设备，如果没有人要，也同样是废铁一堆；再怎么费苦力做成的衣服，如果没有人愿意出价钱买，那只会是一堆废布。

这个观念对我帮助很大，特别是让我终于理解，在计划经济时期只顾生产、不顾所产东西有没有人要或者有没有市场，那并不一定是在创造价值，甚至有可能是在摧毁价值。

反之，即使一样东西没有花多少投资或者多少劳动时间，它的价值照样可以很高。

最具体的例子是像阿里、腾讯这样的公司，这些公司都只有不到二十年的历史，而且都是由十来个人创办起来，但现在市值都是上千亿美元，不仅远高于其实际投入的资金和时间成本，而且比那些投资花费巨大、拥有众多厂房设备与高楼大厦、运作了时间更长的企业，比如钢铁企业、汽车企业，为什么？

是因为价值取决于这些公司能带来的效用，或者说收益，而不取决于其建设成本。

效用决定价值，而不是劳动成本决定价值，这对于理解金融的逻辑极为重要。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投资银行中介服务，比如张三要创办一个造船厂，他手头已经有20亿美元的造船订单，只是需要两亿美元投资。如果造船厂做成了，公司的价值能涨到20亿美元以上。问题是，张三自己找不到他所需要的2亿美元的投资。

在另一方面，温州、香港等地很多个人和机构有很多空闲资本存在银行，每年只有2~3的年利息，那怎么办？这时候，投资银行家李四出现了，他的作用就是把他们两方牵到一起，利用他平时在张三和投资方中间建立的信任，让他们两方做成交易。

这对张三和投资方来说，是双赢，张三的造船业务能扩张、个人财富能大大增加，而投资人那些效率很低的回报也由于参与了这样恰当的、社会上更加急需的投资，他们也会获得更多的收益。

以中国社会为例，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让家庭的功能重点定义在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家本来应该是情感的天地，让我们在精神上安身立命，并非是利益交换场。

不管是古代，还是近现代，单个人生存下去的能力是很低的，天灾人祸、身老病残时你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助。为了能够更顺利地活下去，也为了生命的延续，个人必须跟其他人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利益交换，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是人类活下去的必须。

比如，原始社会时期，人靠打猎野生动物、采掘野生果菜养活自己，那种生产方式下，个人经常会很长时间数月打不到猎物，如果不是在部落之内人人共享猎摘成果，许多个人很快会饿死。

也就是说，部落成员之间隐性地进行了跨时间的价值交换。

到了农业社会，人际金融交易也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其交易范围缩小到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内。

在家庭或者大家族之内不分你我，养子就是为了防老，子女即人格化了的保险品、信贷品和养老投资品，其实这种观念在我们的家庭观念中依然还是根深蒂固的。

亲戚间「礼尚往来」就是我说的跨时间价值交换的代名词。得到一份礼就让你「欠一份人情」，下次回送礼时你才还了那份「人情」，所以，在这种金融交易安排下，交易头寸是以「人情」记下，而不是以显性的金融合约的形式来记录的。

当子女是实现跨时间价值转移的最主要方式时，农民规避风险、养老的境况就不是通过买保险、投资股票、基金，而是通过儿子的数量和质量来决定，所谓「多子多福」、「四世同堂」就是一种理想境界，也因为这样以来，能进行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范围就可以尽可能的大。

所以，越传统的农业社会，会在医疗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的多生孩子，让人口膨胀起来。

因此，现在我们熟悉的由金融市场提供的信贷、保险、证券、基金等等金融产品，并非人际间跨时间、跨空间金融交换的唯一形式，只不过，它们是超越血缘、超越社团组织的非人格化的一种更加自由更加公开和平等的实现形式：在金融市场上，那些金融公司不管你姓什么、是谁的儿子、读过多少书、有什么意识形态、什么政治信念、信仰什么宗教，只是你具有交易信用、支付能力，他们就会跟你做金融交易。

在我们传统的儒家文化中，血缘关系是无法选择的，生在哪家、是谁的儿子、谁的兄弟姐妹、谁的父母、谁的爷爷奶奶，这些都不是你能选的，也是你一辈子不能改变的。

这种稳定和不可选择性，对于还没有外部非人格化法治体系的传统社会来说，是最有利于建立并维护诚信的基础，血缘关系的永恒就是一种信用。

儒家的「孝道」是一种基于血缘的跨时间、跨空间人际利益交换安排，而「三纲五常」所规范的各种「名分等级」秩序则是支持这种交易体系的文化制度保障。

在「三纲五常」的安排下，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其名分、等级，越位就是「犯上」，甚至朝廷法律也明文规定不孝子该杀。

这种刚性秩序当然能增加「孝道」下的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安全，父母不用担心在子女身上的投资会没有回报，兄长不会担心弟弟的回报。

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普遍对儒家建立的这种刚性交易体系「放心」，家庭、家族内的金融交易风险小，这一体系运作了两千多年。

只不过，儒家的这种刚性体系过于偏重父母、兄长作为「投资者」的权利，压制子女和年幼者的权利。只要你出生的时间晚，那怕是晚一分钟，你这一辈子就永远地位低于先于你出生一分钟的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这样一种口号，也是因为倡导个人的自由和人性的解放，这样的前提下而应运而生的。

传统的这种基于血缘的金融交易虽然比较稳固，但它的结果由于将情感和利益混合在一起，反而淡化了家庭的情感功能和亲情之间的情感氛围。

因此，虽然家庭、金融市场都能提供人际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这几种交易安排之间也的确有极强的替代性，它们的利弊差异极大。

比如，在儒家「孝道」体系下，人更多是作为投资、保险、信贷交易的载体而存在，人首先是经济工具，而人性价值、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被牺牲太多。

一个人可以因为「不孝」而处死，等于说人存在的唯一价值就变成了金融交易的载体，而恰恰是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让中国文化走出儒家的刚性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主张的「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还必须有家庭之外金融市场的发达，否则，「孔家店」还无法被打倒。

当生产能力低下、金融交易工具不发达的时候，人们会为了生存而愿意牺牲个人自由。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企业家他很感慨回想，20多年前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他被分配到了他们家乡一个农村的中学教书，校长为了不让这些毕业回来的大学生不安心工作，于是他们一来就非常热心的帮他们张罗对象，因为你在农村如果结了婚安了家，再想出来就很困难了。

我的这位朋友也是被校长安排了跟一个姑娘相亲，这个姑娘家里面是村干部，家境也比较好，但是唯一遗憾的是这个姑娘稍微有一点点小儿麻痹引起的残疾，他就不愿意这样一个类似包办的婚姻安排，最后就走出了家乡来到了上海。

他到上海刚好遇到了平安保险在招聘，像他这样一个没有金融背景的人，通过自学考了证，后来就在大都市里面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这种故事在中国比比皆是。它也正是体现了在现代金融制度下，包括国家的用工和就业政策，使得每一个有梦想的人都可以去选择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还有个更有意思的故事，有一个刘老师，他是在上海一个大学教书。2004年，他的内弟结婚，要花120万元买150平米的房子。他的内弟和未婚妻都在金融公司工作，年收入加在一起18万，他们手头的积蓄有30万，所以，买房子还缺90万元。那90万元怎么解决呢？

一种可能当然是小王从银行做按揭贷款，如果做30年到期、年息5的按揭，小王今后的月供大约4832元，年供不到6万，他们当然能支付，但占小王夫妻未来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如果小王和未婚妻不愿意做按揭贷款，他们就会找到父母，说按揭会让他们背上包袱，于是父母想想就把手里60万养老的积蓄，加上刘老师手头仅有的20万的积蓄贡献出来。另外一个亲戚出了10万，这样就凑够了90万，买下了这个150平米的房子。

刘老师的故事对中国人来说非常普通，但这两种安排改变了小王在大家庭的关系和性质。刘教授现在一想起这事就比较恼火，他作为历史学教授，自己的收入并不高，20万的积蓄是他当时所有的钱。

他自己住的房子还不到70平米，凭什么他要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借给他妻弟买那么大的房子。想到他的积蓄，而不管他跟内弟的感情有多么好，让刘老师跟夫人的关系也紧张起来。

而本来小王父母也是可以把自己的60万养老钱通过理财投资，等到年老之后，自己能有钱养活自己，也有自己的尊严。但是，现在钱都给了儿子，今后的养老就只能靠儿子、女儿了，也就是说，不管今后跟媳妇、女婿是否处得好，也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跟他们一起住，或者靠他们供养。

这样，本来可以自立养老的小王父母，今后就只能看女儿女婿的脸面来养老，而不能有自己的自主生活空间。

而同样糟糕的是，小王这么容易就得到90万元的帮助，让他无法感受到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的责任，那看似「免费午餐」的90万，其实只会培养下一代的懒惰。

如果小王是通过90万按揭贷款，表面看会给小王夫妇带来月供压力，但是，往往这种压力并非是坏事，他会使小王小夫妻两口子奋发向上，更加的「自食其力」。同时，也让他们的父母有养老的钱、年老后有自尊的财产基础，可以理直气壮，不需要看子女的脸面。另外，对刘老师夫妇来说，他们的关系就不会出现紧张。

实际上，这两种安排，给每个人带来的自由度也截然不同。试想，小王拿了亲戚的90万买了大房子，他们俩今后的消费，亲戚自然有权过问，因为你拿了我们的钱，有什么看不惯的自然闲话就会非常的多。

儒家主张的靠血缘网络内部来互通有无，来实现人际金融交往，最终很难激励每个人奋发向上，而培养的往往是「免费午餐」搭便车的精神。

比较来说，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为个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提供一种良性的基础。

小时候，父母都会教我们不能借钱花、要「量入为出」，要多存钱。

在中国文化中，借钱总是丢脸面的事，透支、负债、欠钱等等是一些贬义词。到了今天，借贷金融对个人、家庭、企业的贡献，仍然被低估。但是，如果做客观分析，我们会发现借钱花也可以是好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更好的选择。

在国家层面，过去我们总认为，国库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就越强大；要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但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把公元1600年左右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像明朝中国那时候国库藏银1250万两、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也有1030万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像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的城邦国。

那么，从1600年开始到20世纪，哪组国家发展得更好呢？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日本在19世纪后期通过明治维新而改变其命运外，其他的到今天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

我们的中国是这么喜欢存钱，以至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1842至1848年间朝廷每年的财政盈余还在1500万两银子以上，这种年年财政盈余状况一直持续到1895年。

按理说，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即使没有逼着朝廷把未来的收入借过来加快国力发展，也至少使他们愿意把每年的收入都花掉搞发展，而不是还想着往国库存钱。

到最后，晚清也像宋朝、明朝末年那样，战争开支和赔款实在太大，在历来因为不用发债融资而使中国债券市场没机会发展的状况下，朝廷无法用债券把那些大开支的压力平摊到未来。过不了支付压力这一关，清朝就只好垮台。

为什么借债花钱使西方国家不仅没垮，反而强大起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美国这个例子来说明，在《世界是部金融史》这本书中也讲到过这段历史。

今天的美国是负债全球第一的国家，也是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开国之初也是靠负债幸存下来。

我们熟悉美国是在1776年7月4日宣布从英国独立，1787年的宪法大会通过美国宪法，等等这些政治史实，但未必了解金融借贷对美国历史的支柱作用。美国独立的起因当然是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征税权失控，殖民地人必须向英国交税，但却没权选举代表进入英国议会，去参政、议政、立法。

我们知道，从1763年开始，英王乔治三世通过一系列法案勒紧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加大征税，由此激发殖民地人的反抗，导致诸如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1775年列克星敦枪击案等关键性事件，使得北美对英国的敌意一发而不可收。1775年6月15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选举华盛顿作大陆军总司令，正式与英军开战。

1776年3月17日，为了避免战争对波士顿伤害太大，华盛顿请求把战场转移到纽约。英军也接受了请求，转移了战场。

当第二届大陆会议于7月4日宣布美国独立时，华盛顿正在纽约曼哈顿南端，他的军队士气得到了及时的鼓舞，那时候英国皇家海军正在汇集100多艘战船、3万多正规军，集中攻打守在曼哈顿、几乎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华盛顿的一万大陆军，而且大陆军也没有任何战船。8月27日，皇家海军轻而易举地夺下长岛，大陆军惨败。之后，华盛顿边退边打游击，开始了跟英军的拖延战术。

实际上，宣布独立不久的美国，更大的挑战不在跟英军的战场上，而是在经费的来源上。起初，第一届大陆会议考虑过在各州征税，但因上面讲到的原因被很快否决。

独立战争开支主要靠以下几方面来源，第一是由政府发行「大陆币」，在1775至1780年间共印了37次「大陆币」；第二，由大陆会议政府发行债券，1775年发行首批公债用于买军火；第三，是十三州的份子贡献，由各州自己发行战争债提供；第四，从法国借来的贷款；再就是给士兵、给供货商写欠条。

到了1780年末，政府债已经没人买了；各州也弹尽粮绝，不愿再发债奉献了；大多数士兵的服役期到年底就结束，不愿再收欠条作军饷；眼看大陆军树倒猢狲散，几乎也没有人再愿意接受大陆币。就在独立运动要告终之际，华盛顿派助理前往法国，成功说服法国国王再借美国250万法国金币。

法国贷款没到之前，这一消息让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个法宝，他将这个贷款做了抵押，立即通过再贷款得到救命钱，让独立军维系到次年9月。

最终，在法国海军的支持下，大陆军于1781年9月在南方港口城市约克镇打赢关键一战，从此扭转独立战争的局面，迫使英国于1783年9月签署《巴黎条约》，承认美国独立。一个年轻国家就这样靠举债幸存下来。

1783年独立战争正式结束了，但是，建国的挑战却刚开始。如果说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因美国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家庭写「借条」太多，因债务泛滥而产生的，那么，1783年时的美国货币、「借条」、债券种类并没少多少，仅各类战争债、州政府债、社区债所用到的支付货币就五花八门，有以「老大陆币」、以「新大陆币」、也有墨西哥银元、有西班牙银元、英镑，有的债券干脆就没注明以什么货币支付。

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许多债券的价格不到其面值的10，基本没人问津。这种乱局严重影响人们对美国前景的信心，挑战了新诞生的共和国。

1790年，极富才华的、年仅33岁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一份债务重组计划，宣布从1788年宪法通过之前美国发行的所有债务，包括联邦与地方政府的各种战争债、独立战争军队签的各类借条，全部按原条款一分一文由新的联邦政府全额兑现。

为了实现承诺，联邦政府发行三只新债券，头两只债券年息6，第三只债券年息3。换言之，由这三只可以自由交易的债券取代原来五花八门的战争债，大大简化新国家的债务局面。

今天看，汉密尔顿的债务重组举措，好像只是一种简单的债务证券化运作，但是，他的天才创新在于，这三只债券埋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就是「华尔街」的种子，因为这些债券从1790年10月上市交易后，加上次年由汉密尔顿推出的「美国银行」股票，将市场的力量聚焦在这四只证券，强化价格发现机制，提升流动性，集中展现市场活力。

从此，美国资本市场一发而不可收，为之后的工业革命、科技创新在不断的添砖加瓦。

美国金融之父汉密尔顿的创举的意义也在于，他让这三只债券成为反映美国未来前景的晴雨表，债券价格就是市场对美国未来的定价。汉密尔顿兑现过去所有战争债的承诺，振奋了市场对美国未来的信心，使这些债券价格随即猛涨，为更多的政府融资广开财路。

债券市场先于其它证券市场发展，而债券市场又起源于战争融资需要，早期英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是这样。

最后我们在回到中国，把注意力拉回到现在。陈教授在他的书中谈到，中国一方面应该减税，控制税负的增长，藏富于民。同时让市场真正的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和投资的回报。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

而另外一方面，可以继续通过依靠国债，同时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甚至已经将资本市场的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通过这两方面共同的推进，来使得中国的金融制度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更加的为我们实现中国梦，创造一个富强伟大的国家而发挥作用。

关于金融的定义。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到价值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而一件物品的价值由未来的收益而定，不是由过去的成本决定。

关于金融和社会及个人之间的关系。正是金融市场的发展让中国文化走出儒家的刚性体系，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人们不再要需要依靠血缘网络内部来互通有无。换句话说，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个人空间、社会的自由提供了基础保障。

关于金融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美国和英国的兴起离不开发达的金融市场，准确地说，通过发行国债平摊了一时的支付压力；若是一个国家不能充分利用债券市场进行融资，即使国库充盈，也难以有长足的发展。

另外，通过减税降费藏富于民，通过市场让更有效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最能够为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起到关键作用的项目中去，这种资本市场健康良性的发展，才能够确保国家的兴旺和发达。